吴铮强·寻宋︱醉翁亭:欧阳修是快乐的


更新时间: 2019-06-18

  欧阳修与范仲淹曾经多次并肩作战,但他们的气质完全不同。范仲淹忧郁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吟的是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,欧阳修是快乐的,宣称“行乐直须年少”,贬到滁州还能“醉同其乐”、“乐无穷也”。

  欧阳修“行乐直须年少”的日子是在洛阳度过的,那是高中进士后游宦的第一站。当时顶头上司是西昆体骨干诗人钱惟演,同事则有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,古文运动先驱尹洙等。作为宋朝最傲娇的小团伙,几个人整天凑在一起,喝酒,作诗,狎妓,纵论天下,常以兵法自许。“我昔初官便伊洛,当时意气尤骄矜。主人乐士喜文学,幕府最盛多交朋”,欧阳修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光景,一方面四处结交慷慨激昂的天下奇士,如饮酒不醉、精通兵法的石曼卿,另一方面纵情于“郎多才俊兼年少”的风流快乐,写了一大堆“娇羞云雨时”的艳情词。

  到了第三年,钱惟演卸任离开洛阳,继任者是寇准的女婿王曙。寇准也是一位喜欢喝酒赌博的诗人,在澶渊之战立下奇功更让尹洙、欧阳修之流钦羡不已,不料在权力斗争中失手,贬死于岭南。他的女婿王曙是厚重君子,实在看不惯欧阳修、尹洙几位小年轻“游饮无节”的作风,教训说,各位青年才俊,你们知不知道寇莱公晚年为什么给自己招来祸患吗?还不是因为酒喝太多了!欧阳修琢磨一下,回复说,寇公之所以倒霉,是因为他沉湎于权力斗争不能自拔,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危险。这倒把王曙吓了一跳,但欧阳修的话没毛病,王曙“默然,终不怒”,不久还向朝廷推荐了欧阳修。

  这位在洛阳好结交天下奇士的风流才子,还有一种类似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,总觉得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,有志之士应该不分你我共同奋斗。他时刻关注朝廷的局势,就恨没有机会在波云诡谲的政治旋涡中一试身手。四年前(1029),欧阳修来到京城准备礼部试的时候,得知朝中有位41岁的秘阁校理叫做范仲淹,竟然上疏请太后还政。朝廷没有回复这种奇谈怪论,范仲淹自觉不受重视,打个报告自请外补。范仲淹的行为模式在当时很独特,一下成了网红,欧阳修根本不认识范仲淹,却脑补把范仲淹引为知己。结果这一年(1033),刘太后去世,范仲淹被召朝廷召回担任右司谏。这事让欧阳修特激动,从此他天天盼着范仲淹再搞个大新闻。左盼右盼,毫无动静,欧阳修按捺不住,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,说我们洛阳的士大夫都等着看你的好戏呢,你怎么还不出手啊啊啊?!“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,惧君子百世之讥,一陈昌言,以塞重望,且解洛士大夫之惑,则幸甚幸甚”!范仲淹读到这封信,心理大概会想,这位在洛阳诗酒风流的小年轻,脑回路比他还清奇。这时宋仁宗与宰相吕夷简闹着要废皇后,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欧阳修的刺激,范仲淹死活不让,跟宰相撕破脸皮,结果再次滚出京城,总算没有辜负朝野士子吃个大瓜的期望,天下舆论为之沸腾了。

  不知道范仲淹离开京城的那一刻,会不会想着下次再搞大新闻非得拉上那个欧阳修不可。不久欧阳修与尹洙一起在朝中任职,过了两年(1035),范仲淹从苏州回到京城,成了开封府的长官,便有了与欧阳修并肩作战的机会。1036年,范仲淹上《百官图》,在用人问题上攻击宰相吕夷简,第三次被贬出京城。范仲淹的朋友们,包括余靖、尹洙、苏舜钦、蔡襄,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言论,要与范仲淹共进退。欧阳修也没放过这个机会,只是角度相当刁钻,写了封信大骂当时的司谏高若讷失职。这些人与范仲淹共进退的愿望迅速得到满足,欧阳修被贬到湖北小县城夷陵(今属宜昌)当了县令。

  穷僻的夷陵让欧阳修改变了游饮无节的不健康生活方式,他安下心来研究历史,正经做起学问来。此后大概有五年时间,欧阳修在各地当官,直到1040年西北战事危急,范仲淹出镇延安。范仲淹对欧阳修念念不忘,想请欧阳修当他的掌书记(贴身秘书)。欧阳修挺不乐意,觉得当年在洛阳整天研究兵法,讨论的是奇谋制敌,现在范仲淹让他上前线不是运筹帷幄,难道跑军队里出黑板报去?当然,人不知而不愠这种古训他还是要遵守的,他在背地里指责范仲淹,只说这要是去了,人家会议论当年骂高若讷是图范仲淹哪天回报他似的,这会显得他跟范仲淹的革命友谊不够纯洁嘛。

  欧阳修与范仲淹的革命友谊纯之又纯。范仲淹在西北“燕然未勒归无计”之时,欧阳修辗转在中央各个文化部门快乐地从事着学术工作,偶然也会独自与吕夷简斗法,独自被赶出朝廷。等他再次回到朝廷,与余靖、蔡襄等人一起担任谏官的时候,吕夷简终于罢相,宋朝即将迎来庆历新政的时代。

  庆历新政好像让范仲淹出尽风头,其实他只是根据宋仁宗的要求提出了十点改革意见,这个历史文献叫做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。而宋仁宗向范仲淹等问政,本来就是欧阳修的建议,甚至范仲淹调任参知政事的人事安排,也是欧阳修说范仲淹“素有大材,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”之后形成的。庆历新政引起轩然大波,守旧派点名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、蔡襄这几个人搞团团伙伙,上了一本《论范仲淹等结党奏》。宋仁宗觉得这得有个解释,问范仲淹你们正人君子还搞团团伙伙吗?范仲淹很严肃的回答说,这怎么叫团团伙伙,这叫团结就是力量,好跟坏人作斗争。跟皇帝说这种话显然不合适,但欧阳修不嫌瓜大,写了一篇爆款的《朋党论》,中心思想就是:君、子、结、党、万、岁。

  欧阳修这个观点很有创新性,直接违背了孔子“君子不党”的古训,让宋仁宗觉得这些人太讨厌。皇帝又不是非得跟这些人一起建设太平盛世,下了个诏书,说“不为朋党,君明臣哲,垂荣无极,何其德之盛也”,直接驳斥欧阳修的谬论,还不点名地骂范仲淹“更相附离,以沽声誉”,骂欧阳修“诋斥前圣,放肆异言”。诏书一下,范仲淹等人纷纷自请外放,欧阳修则被安排出了几次远差,回到朝中发现战友们都不见了。欧阳修觉得这就是温良恭俭让断送了革命前程,不坚持斗争等于自取灭亡,立即上了一道《论杜衍、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,连奸臣小人带皇帝一块骂了,然后做出一幅“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”的姿态,赖在朝中坚守他的谏官岗位。

  当权派要对付一个谏官有的是办法,他们既能把石介说成里通外国、阴谋叛乱,就能把欧阳修打成外甥女的通奸犯。这下不嫌瓜大的欧阳修终于受不了了,发个官宣称一旦更多证据公之于众,则将明确证明自己是无罪的,请相信宋朝的司法制度。欧阳修平时做人太傲娇,写文章又激烈又爆款,这种人太招恨,政敌们一边诬陷欧阳修,一边冒充理中客说阴谋论都是反智主义的表现。只有平时与欧阳修关系很冷淡的同事赵概,这时跑出来对宋仁宗说,欧阳修通奸这种事情我宁愿当一回阴谋论者。司法调查的结果,法官认为欧阳修案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,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极不可能在合理怀疑之外得到证实。舆论对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倾向,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上无罪不等于道德上清白,另一种观点认为,欧阳修既然无罪,为何还是被贬滁州呢,这种结果只能说明所谓司法不过是政治阴谋操纵的工具。

  1045至1051年,欧阳修先后在滁州、扬州、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任官。2017年6月9至10日,我与老同学葡萄、押司在商丘访古,有憾于古宋州风韵凋零,临时决定连夜驱车赶至安徽滁州,寻访欧阳修的醉翁亭,为连续10天的寻宋之旅划上醉同其乐的句号。第二天大雨如注,琅琊山色仍然翠艳明丽,不减当年“林壑尤美,蔚然深秀”的风采。远离京城,欧阳修在滁州似乎恢复了游饮欢乐的生活模式,一篇不足500字的《醉翁亭记》,“乐”竟出现了10次。不过与“郎多才俊兼年少”的洛阳风流不同,这时年尚不及四十的欧阳修已是“苍颜白发,颓然乎其间者,太守醉也”。酒,在洛阳有红粉相劝、有奇士豪饮,在滁州便成了“醉同其乐”的销愁饮品。

  如果欧阳修在醉翁亭饮酒的那一刻确实感到欢乐,那也是一种幽暗的意识,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,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”。颓然而坐的庐陵太守,他的醉翁之意既不在酒,也未必在于山水之间。人类有些情感不足为外人道,比如懊悔总在心中,庆幸只是暗自。虽然滁州之任的谢表中欧阳修还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白了一番,但他当时的命运与轻狂堕落也不过一步之遥。在洛阳一起诗酒风流的好基友尹洙被贬均州酒税,因被长期刁难已经病卒,年仅四十七岁。青年才俊兼官二代苏舜钦早被贬为庶人,这时在苏州把玩沧浪亭,不久去世,年仅四十一岁。跟他们相比,欧阳修还能在醉翁亭与民同乐,只能说祖宗积德、皇帝开恩、小人失手了。

  欧阳修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,这时候他应该思考,后人将如何书写庆历新政这段历史?《朋党论》将彪炳千秋,还是沦为笑话?他的所作所为对于革命同志,究竟是神助攻还是猪队友?自己今后的政治道路又将如何走下去?欧阳修从滁州移知扬州,又从扬州移知颍州,不久便爱上颍州西湖,打算买地造屋过点优游的官绅生活。1052年,母亲郑氏去世,欧阳修回颍州守制,时常羡慕归隐之计。这时范仲淹移知颍州,庆历新政的老战友似乎又要见面。不过范仲淹在徐州途中去世,欧阳修接到一个不可推辞的任务,受邀为范公撰写神道碑。正是这篇极富争议的神道碑,守制乡居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了两年,引起为范公撰写墓志铭的富弼的极度不满,更在刻石时被范公哲嗣削去一段,由此引发了范吕解仇的公案。

  所谓范吕解仇,是指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宣称范仲淹与吕夷简“二公欢然相约,戳力平贼”。或许在欧阳修看来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,但同样的事实也有不同的写法,关键不在于解不解仇,而在于党争巨祸不可再起。如果这样理解,那么欧阳修对当年的《朋党论》应当有所悔意,醉翁亭中的快乐,也必须是幽暗、含混、迷离的“醉同其乐”、“不知太守之乐其乐”。

  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作于庆历六年(1046),据说曾经多次修改。北宋时《醉翁亭记》有三次刻石,先是庆历八年(1048)陈知明书丹并遣人刻石,再是嘉祐七年(1062)苏唐卿篆书刻石于山东沂州费县,然后才是元祐六年(1091)苏轼应邀楷书,并由滁守王诏刻石。陈知明刻石时欧阳修已经移知扬州,后来两人在扬州的宴会还见过面,不过好像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,直到欧阳修徙知颍州,有滁州访客详尽描述了陈知明为《醉翁亭记》书丹刻石之事,欧阳修才给陈知明写信诉说相知之意。最快开奖999

  陈知明的碑铭早已亡佚,苏唐卿的篆碑尚有拓本。1062年欧阳修已经官至参知政事,当时费县的长官苏唐卿是位书法家,以篆体书写《醉翁亭记》,无由在滁州刻石,便在费县官衙立碑。明代该碑覆于土中,1497年地方官杨惠“启之磨洗”,竖于县仪门下“遮风雨之不剥落”,清道光年间县令李沣又重修仪门等。1943年费县沦陷,亲日组织新民会数人将碑掘起准备转移至乡间,途中断成六块。1953年断碑移于县文化馆,“文革”中散佚。今原碑虽无觅处,民间拓本尚多。该碑碑阴又有欧阳修、赵概给苏唐卿的通信以及苏唐卿等人为立碑的诗文唱和,虽不见拓本传世,却有光绪费县志全文抄录。

  费县张宗岩家藏苏唐卿篆书醉翁亭记拓本,引自管笛:《醉翁亭记研究》,黄山书社1999年。

  1091年,苏轼知颍州,王诏知滁州,刘季孙从高邮回开封,路过滁州,因与王诏同籍,王诏拜托刘季孙往颍州向苏轼求书,这就是苏轼名帖楷体《醉翁亭记》。王诏得书后刻石于醉翁亭旁,取代了陈知明的刻碑,从此拓碑者络绎不绝,“寺库有毡,打碑用尽”。不过十余年后元祐,苏轼文字无不禁毁。明永乐年间(1420),醉翁亭游客只见“寒芜荒址,唯‘酚翁亭’、‘二贤堂’六字隐隐岩石间”,苏轼楷体《醉翁亭记》淹没已300年。

  宣德年间(1426),南京太仆寺卿赵次进“复作醉翁亭,而刻所为记置亭中”,将苏轼书碑刻于两石四面,天启二年(1622)冯若愚另建屋亭将两石嵌于墙壁,这就是今天醉翁亭西侧宋宝斋的石碑,清咸丰及“文革”时期又遭严重损坏,现在只能辩识一半文字。1981年,当地又据拓本另行刻石,立于醉翁亭之西醒园“宋宝新斋”内,大字醒目,供人观瞻。

  此外,苏轼又有草书《醉翁亭记》传世,此书于苏轼虽属涂鸦,世人亦视之为宝,辗转流传于赵孟頫、高拱等人,并形成高拱女婿刘巡与族孙高有闻两种刻石,今有高有闻刻石藏于郑州市博物馆。

  至于醉翁亭景区,北宋欧阳修守滁后盛极一时,政和年间开始衰落,宋金战争时毁于兵火,绍兴二十年(1150)重建后稍有恢复,开禧北伐时又遭金兵焚毁。元代醉翁亭曾有重修,明代再次兴盛,有记载的重建葺治就有七次,并由东而西形成了醉翁亭、二贤祠、冯公祠、宋宝斋、毕春亭、梅亭等组成的建筑群,文人题咏层出不穷。清代醉翁亭景区平稳维持,又毁于咸丰兵乱,同治年间多方资助才得以重建,二贤堂也变成了欧、苏两文忠公的祠堂(原祀王禹稱与欧阳修)。此后再经1925年大修,增建醒园,1940年又毁于日军,由琅琊寺僧逐渐整修。建国后,醉翁亭于195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1961年增建欧阳修纪念馆落成,1981年重刻苏碑,1983年新建六一亭,现今的欧阳修纪念馆则是2003年复建而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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